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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請勞動仲裁律師用哪種委托方式最好_深圳勞動糾紛律師事務所

2022-04-20 21:40瀏覽次數：29107次作者：深圳勞動糾紛律師

經常有勞動者因為本人不在深圳，所以想將案件全權委托給一位律師辦理。但實際上，是沒有“全權委托”這種委托方式的。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訴訟代理人代為承認、放棄、變更訴訟請求，進行和解，提起反訴或者上訴，必須有委托人的特別授權。由此，代理分為兩種（無論是律師還是法律規定的其他人員作為訴訟代理人）：一般代理和特別授權。同時，雖然《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中對此并未作出規定，但在仲裁程序中仍然遵循了訴訟程序的慣例。因此，在仲裁開庭時，仲裁員首先要詢問代理人的代理權限是一般代理還是特別授權。而如果代表當事人進行和解或者調解，則必須是特別授權的代理人。

由此可知，所謂的“全權委托”，實際上是通俗的說法。當然，其內涵與法律規定的“特別授權”的委托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說白了，我們平常所說的“全權委托”，其實指的是委托人將案件完全“丟給”律師，由律師獨自辦理或者全權處置。但坦白說，我是完全不認同這種委托方式的，也不會接受這樣的委托方式。不是因為怕多做工作（實際上工作多與少，和委托方式沒有太大關系），更不是端什么律師的架子，而是因為這種代理方式往往很難有好的辦案效果，而且委托人和我們律師還很容易產生矛盾。

首先，這里簡單說明一下當事人與律師在一個案件中的角色及其關系。一個勞動者如果要維權，那肯定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了，否則，那不叫維權，而是“碰瓷”。假設勞動者維權的對象是用人單位，那么，擺在他面前的有很多種解決途徑：他可以找用人單位協商，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可以向勞動爭議調解組織申請調解。當然，如果這些途徑都不能維護權益、解決糾紛的情況下，那就只能打官司了——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經常有人問，打勞動仲裁有必要請律師嗎？我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假如勞動者維權，按照規則，要下一盤棋或者打一場拳擊，勞動者贏了，用人單位要按勞動者主張的金額賠給勞動者10萬元；而如果是用人單位贏了，就不用賠。在此情況下，如果勞動者自己本身就是下棋高手或者拳擊高手，那他自己就可以下場競技。如果勞動者自己不行，但有親朋好友是下棋高手或者拳擊高手，那么，他可以請這位親朋好友來幫忙。而如果勞動者自己不行，也沒有親朋好友可以幫忙，而自己又想贏的話，那就只能花錢從社會上請“外援”來幫助自己了。

律師，正是這樣一種你在“打官司”時可以花錢聘請的職業化的“外援”，和上述所打比喻中從社會上請來相助自己的象棋高手或者拳擊高手，其實沒什么區別！而仲裁員和法官，差不多就相當于“裁判”的角色。

如果明白了律師是這樣一種角色，就應該知道，律師是當事人花錢請來幫助自己“打官司”的人。這個“幫”字很重要，至少隱含著兩層意思：第一，所處理的是當事人的事情，事情本身與律師無關；第二，當事人掌握的信息比律師多，并掌握著有關的證據或者（正常情況下）具有收集某項證據的便利條件。

有一次，幫一個勞動者追討加班費。其中，周六加班是向法庭提供了證據的，但平日加班則無任何證據（根據規定，勞動者負有證明加班事實存在或者用人單位掌握管理加班事實存在的相關證據的義務）。我多次問他有沒有平日加班的證據，他都說沒有。結果，到了開庭前一個小時，他翻看微信聊天記錄，找到了幾份他的同事通過微信給他發送的xls文件形式的考勤表，其中能證明存在平日加班的事實。這不就是證據嗎？！就在千鈞一發之際，我讓他馬上截圖并打印出來，在開庭時作為補充證據進行提交。與此同時，我迅速對開庭時需要提交的材料全部做了相應的修改，并相應地調整了思路。試問，如果他沒翻到、不跟我說，我又如何能知道他有這份證據呢？而且，我始終懷疑他忽略了某些重要的證據，但他自己認為沒有，而我又無法驗證。

還有一次，一個勞動者因為被公司無故辭退而找我幫助打違法辭退的賠償金（2N）。起初其實公司是愿意給他經濟補償（N）的，“N”他也同意，但在后來計算具體數額時雙方發生了很大的分歧，結果公司直接給他發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以他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為由單方解除勞動合同，一分錢不給了，讓他愛上哪里告就上哪里告去。我了解完情況之后，根據經驗，我推測公司方肯定已經研究過，必然是認為有一定的把握，才會出這份通知書。那么，公司認為他嚴重違反規章制度具體指的是什么呢？公司又掌握了哪些證據呢？這種情況下，必須要知己知彼，才能做好充分的準備。于是我反復問他有關的情況，但感覺他始終沒說到點上，不足以說明公司的底氣從何而來。最后，我讓他把他和公司人事經理的微信聊天記錄直接在他的手機上由我從頭到尾一條不落地看一遍，才終于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明白公司抓住的是哪個點，并據此做好充分的準備。結果，公司方在開庭時作出的抗辯以及提交的證據，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這其實并不稀奇，不過是“多謀者勝，少謀者不勝”和“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道理而已。是故，每當新接手一個案件時，我都會讓當事人將所有有關的證據材料全部帶過來，我要親自看過，哪些有用，哪些沒用。而且，即使是當時認為沒用的，一般也不會輕易丟棄。不得不說，根據我的經驗，面談的效果遠比遠程溝通的效果要好，經常是在和當事人面談的過程中，或者提醒當事人注意到了某個細節，或者啟發他們想起了某項證據，而遠程溝通則絕少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此可知，想要贏一場“官司”，真的是當事人與律師共同努力的結果！

至于去立案遞交材料，或者代領相關文書，這些都是小事。事實上，在我辦理的案件中，這些工作幾乎都是我完成的。但我仍然要說，你支付的律師費，絕不是跑腿錢，否則，如何值得你付幾千元甚至是幾萬元呢？你真正購買一個律師在你的案件中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法律服務是：利用他的法律知識和辦案經驗，將你的案件從頭到尾梳理一遍，并在此基礎之上制定最有利于你的解決方案，然后與你共同落實和執行，努力實現你想要的目標。因此，千萬不要認為“大包大攬”的律師就是好，而律師總找你問這個、要那個或者讓你做這個、做那個，你就認為這筆律師費花的不值。很多時候，情況是相反的。如果律師不問你，他怎么能知道詳細的情況呢？他不找你，又何來的證據呢？而讓你做什么，也只是為了讓官司能贏。

最后，按照我的習慣，但凡不需要當事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一般我都會直接做了（但會及時將情況告知當事人）。然而，開庭時，我一般都會建議當事人（或者法人、其他組織的有關人員）參加庭審。原因之一，是開庭時需要當事人出示原件、原物等。原因之二，是讓當事人旁聽整個庭審的過程，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全部的情況，畢竟庭后再行傳達，是不能還原開庭的整個過程的。尤其是我在背后做了哪些工作，當事人不來開庭是根本不會知道的。因此，當事人如果不參加庭審，基本上官司贏了他不知道是怎么贏的，輸了他也不知道是為什么輸的。現實中，將案件全權委托給律師的情況下，當事人與律師之間非常容易產生矛盾，原因就在于當事人只知道最終的結果，而沒有全程參與辦案的過程。試問，如果只看結果、不問過程，有幾個醫生敢給病人治病呢？治不好，難道就是醫生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