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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工會啟動“憲法進企業·新就業形態 勞動者法治護航行動”

12月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京啟動“憲法進企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法治護航行動”。

啟動儀式上，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發布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確認勞動關系爭議典型案例，全國維護職工權益杰出律師代表佟麗華宣讀了倡議書，活動主辦方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代表贈送了普法大禮包。

據悉，本次法治護航行動以“憲法宣傳周”為時間節點，聚焦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問題，通過開展法律咨詢、法治體檢、爭議調處和法律援助等多種方式提供法律服務。活動期間，各級工會將聯合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組織工會法律工作者、律師志愿者面向廣大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積極開展多樣化的法律服務，推動解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維護急難愁盼問題，充分展現工會組織、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的擔當作為。

附：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關系確認爭議典型案例及律師評析

案例一  外賣配送員劉某與某配送中心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劉某到某配送中心擔任E平臺外賣送餐騎手，雙方未訂立勞動合同。后劉某派送途中因交通事故受傷。配送中心在事故后為劉某出具《工作證明》、《誤工停發工資證明》。劉某請求認定工傷。配送中心認為劉某是E平臺注冊騎手，否認勞動關系。劉某申請仲裁，要求確認勞動關系，后雙方訴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認定存在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某配送中心與劉某均具備法律規定的勞動關系主體資格。劉某接受配送中心的考勤管理和工作安排，按月領取工資。交通事故后，該中心開具的《工作證明》、《誤工停發工資證明》都記載劉某是其員工，故仲裁和法院一致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案例二  外賣配送員胡某某與某信息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某信息公司與某快遞公司簽訂配送代理合作協議，由快遞公司經營配送業務。胡某某在快遞公司外包給M公司的配送點從事送餐工作，未簽訂勞動合同，因送餐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向信息公司請求認定工傷。信息公司認為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胡某某申請仲裁，后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其與信息公司的勞動關系。仲裁和法院均未認定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胡某某從事平臺送餐服務，但未提供證據證明其從信息公司領取勞動報酬、接受該公司勞動用工管理，對胡某某進行管理和發放工資僅與M公司有關聯。信息公司與快遞公司系合作關系，快遞公司與M公司系承包關系，無法認定胡某某與信息公司建立勞動關系。

案例三  外賣配送員周某與某信息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周某在某信息公司開發運營的A平臺注冊為騎手，后自行轉向B平臺注冊，《B平臺用戶協議》明確“僅提供信息撮合服務”、“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雇傭關系”。B平臺不限定工作區域，不提供勞動工具，不支付底薪，只計算提成，注冊騎手自由搶單。周某在送餐途中遇交通事故受傷，向信息公司請求認定工傷。信息公司否認勞動關系。周某申請仲裁，要求確認勞動關系，后訴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未認定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B平臺用戶協議》明確了平臺與騎手不成立勞動關系，周某已閱讀知曉。平臺不規定出勤時間、不分配工作任務，足見信息公司并未對騎手進行勞動過程管理，對騎手顧客滿意度、投訴等問題進行管理，屬業務質效管理，是企業經營的必要措施，與勞動法上的用工管理有根本區別。

案例四  網約車司機劉某某與某科技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劉某某在某科技公司運營的網約車平臺注冊，自備符合平臺要求的車輛從事專車司機服務，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平臺《專快車服務協議》約定公司與所有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司機僅存在掛靠合作關系，不存在勞動關系。劉某某在其駕駛的注冊車輛內突發疾病死亡，其近親屬為認定工傷申請仲裁，要求確認劉某某與科技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后訴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未確認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科技公司要求司機統一著裝、按時刷臉報到、接受培訓、服務被投訴受處罰等，是保證服務質量的必要規范，不足以認定對司機進行勞動用工管理。劉某某可自主登錄平臺接單，工作完全自行安排，所得報酬由自主選擇的接單量確定，難以認定與科技公司存在經濟和人身從屬性。

案例五  網約車司機許某某與某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許某某根據某公司發布的招聘廣告，入職從事網約車司機工作，雙方簽訂了《網約車租賃協議》，約定公司的小轎車租賃給許某某，并明確約定租金、租期等。公司為許某某購買社會保險，費用由雙方按比例分擔。后雙方協商解除租賃關系。許某某申請仲裁，請求確認勞動關系并支付工資報酬和賠償金等，后訴至法院。法院沒有認定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某公司與許某某簽訂《網約車租賃協議》，合同約定許某某可自行掌握工作時間及是否接單，獲取酬勞亦非從公司處領取，許某某人格上、經濟上和組織上對公司依附程度較弱，不符合勞動關系本質特征。許某某可另行起訴主張其他要求。

案例六  貨車司機吳某與某物流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2020年2月起吳某駕駛某物流公司的貨車按照固定路線送貨，雙方未訂立勞動合同。2020年5月吳某發生交通事故，向某物流公司請求認定工傷。為認定工傷吳某申請仲裁，請求確認勞動關系，后訴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未認定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在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存在經濟和人身從屬性。本案證據表明吳某與物流公司按比例分配收入，且吳某不需接受物流公司的日常考勤和規章制度約束，故難以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意義上的經濟和人身從屬性。

案例七  貨車司機謝某與某集團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謝某在某集團公司駕駛公司名下的車輛從事毛雞運輸，工作中需佩戴公司發放的《車隊司機出入證》并遵守公司規定和員工守則。雙方未訂立勞動合同。2019年底謝某達到法定退休年齡離職，要求集團公司補繳社會保險、支付經濟補償金等。集團公司以畜禽運輸不是其業務范圍、系運輸業務外包方聘用管理謝某為由否認勞動關系。謝某申請仲裁，請求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會保險等，后訴至法院。仲裁未確認勞動關系，法院經歷兩審和再審最終認定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本案爭議焦點：一是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否系用人單位業務組成部分。集團公司工商登記的經營范圍是畜禽飼養、收購、屠宰加工和銷售，畜禽運輸是開展業務的必要輔助性內容，因此謝某的工作是公司業務的組成部分。二是勞動者是否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謝某駕駛的車輛歸屬以及工作中須遵守的有關要求，均體現其實際受到集團公司用工管理。故法院認定勞動關系。

案例八  網絡主播汪某某與某珠寶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某珠寶公司與某科技公司簽訂《電商平臺直播合作協議》，約定科技公司為珠寶公司在F平臺上開設直播間，珠寶公司提供商品并自行雇人直播講解、售賣。珠寶公司法定代表人岑某某通知汪某某面試F平臺主播工作，雙方通過微信約定底薪、提成比例和工作時間等，沒有訂立勞動合同。汪某某與科技公司簽訂《主播保密協議》，每月收入由岑某某通過微信或支付寶轉賬支付。后汪某某離職并要求支付提成等，珠寶公司稱汪是科技公司員工，否認勞動關系。汪某某申請仲裁，后訴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認定汪某某與珠寶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勞動關系是否成立，不能僅憑書面協議內容進行推定，而應依據實際用工管理情況綜合判定。雖然汪某某與珠寶公司簽訂《主播保密協議》，但實際上是珠寶公司法定代表人對汪某某進行招聘、安排其在直播間工作，且按月支付勞動報酬，證明汪某某接受珠寶公司勞動管理，雙方構成勞動關系。

案例九  網絡主播許某某與某傳媒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許某某與某傳媒公司簽訂《主播經紀合約》，約定為簽約藝人與經紀公司的關系，傳媒公司每月按比例支付直播勞務收益（主要通過粉絲打賞獲得），有權監督和審查許某某的行為。許某某在第三方所有的平臺上直播，直播間由傳媒公司注冊。后許某某以傳媒公司未依法支付勞動報酬為由提出辭職，申請仲裁要求支付經濟補償等，傳媒公司稱雙方系合作關系，后雙方訴至法院。仲裁和法院均未認定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書面合同系當事人對權利義務關系達成合意的表現形式。雙方簽訂《主播經紀合約》而非勞動合同，約定建立經紀關系而非勞動關系。許某某直播所在平臺既不為傳媒公司所有，直播內容也不屬于公司業務事項，雙方按比例分配收益，即使公司基于合約對許某某進行的必要管理，也不足以認定構成勞動關系中的人身隸屬和經濟從屬關系。

案例十  網約廚師張某與某信息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爭議案

【案情簡介】

某信息公司運營的“G廚師”APP可在線預約廚師上門提供烹飪服務。張某經人介紹在“G廚師”APP平臺從事廚師工作，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未簽勞動合同。數月后張某主張信息公司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要求支付工資、經濟補償金和賠償金等。信息公司否認勞動關系。張某申請仲裁，后訴至法院，請求確認勞動關系并支持相關要求。法院認定存在勞動關系。

【律師評析】

本案雙方雖簽訂了《合作協議》，但仍應審查雙方事實上是否構成勞動關系。APP平臺對張某進行指派、調度及獎懲等，按月發放較為固定的報酬，表明張某受信息公司的勞動管理，在公司安排的工作地點從事有報酬的勞動，雙方具有較強的從屬關系，而這正是勞動關系的本質特征。

（來源：民主與法制網）